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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母亲没有名字，由陆家嫁到李家，户籍上就写成李陆氏。这就算是名字了。
　　我真想给母亲起个名字。叫陆玉吧，但这样的名字让人一听，就会想到她一定有个幸福快乐的童年。可母亲没有，母亲两岁半丧母，接着来个后妈，只能怯怯地长大。若是叫陆淑君呢，那应是书香门第的才女，该是进过女校，通晓诗词歌赋的。但母亲一生与文字无缘，一双手从未触动过书页。罢了，名字还是别起，母亲就是母亲哪！
　　母亲生于1902年，十七岁那年结婚。其实并没有结婚，因为那年父亲只有十三岁。爷爷奶奶家不过是用聘金，换回来一个儿媳身份的保姆罢了。

　　五年后，有了我姐，直生到我是老九，中途夭折三个婴儿。这二十年的岁月，母亲就是生儿育女做家务，生活单调得如一茎枯草，日子苍白得似一页薄纸。不知母亲每天都必须裹缠的小脚，断了趾骨是怎样忍受这生存的沉重的！父亲是农民，无田无房，只凭一身力气艰辛养家，终于累倒，竟一病不起。
　　那时我四岁，记得母亲伏棺哭得死去活来，仿佛将前半生的痛楚全都倾倒出来了。然而那里倾倒得出，只是把眼泪哭干了——这是真的，母亲后来遭遇悲哀事，只能将眼眶憋得通红，干涩的眼睛，绝淌不出一丝泪来。
　　生计无着，被廖耀厢扩充兵员的哥哥逃了回来，作主将十六岁的二姐“包办”了出去，换回十四两银子十四块土布，坚持不到一年，就“土改”了。

　　共和国成立之后，哥哥经过培训当了小学教师，三十元零五的工资，周济家里极有限。母亲领着未成年的三姐、二哥和我，年年吃政府的“救济”，直到“合作化”。
　　“合作化”时，三姐出嫁；“大跃进”时，二哥去“跑盲流”。母亲只好带我到在外地工作的哥哥家去住。不到一年，难忍嫂子的脸色，我写信喊回了在牙克什筑路的二哥。回到家里，正赶上“吃食堂”，“三年自然灾害”不期而至。
　　再后来，哥哥因当过中央军于“文革”自戳；二嫂仍下个幼儿病逝；三姐病逝；改嫁的嫂子也病逝。二哥接回哥哥的三个孩子……母亲哪堪忍受这一次次的沉重悲哀，眼眶不知红过多少回，只有我这不孝儿在外无法体会母亲那愁肠百结的心啊！

　　1979年我从“大三线”贵州回到辽西老家探望母亲，母亲已是白发稀疏，老眼昏花，思维呆滞，行动不便的病弱之身了。望着母亲的苍老与憔悴，我泪往肚中流——难尽孝道的儿子，只有四十九元五角三的月薪，且支撑一个五口之家，实在没有能力给母亲治疗和保养，惭愧得竟连安慰的话也说不出。
　　最难忘的是离别时，母亲一定要送我到大门口。母亲以杖撑身，躬腰引颈立于树下，眼眶早已红得似要渗出血来。母亲动着嘴唇，却又无语，只是痴痴地令我心碎地望定我。当我走到街尽头回望时，母亲还是那个姿势，根雕一样一动不动。我已是泪流满面悄悄失声了。

　　1981年春节，接到二哥的来信，说母亲辞世了。我顿然号啕大哭——我这个最被疼爱的儿子，既不能奉老又不能送终，连回去奔丧的“能力” 竟也没有啊！倾满天泪雨，擂胸顿足，也难以洗涤我的罪过呀！
　　母亲就这样默默地走完了她的人生之路。但那是可以称之为“人生”的吗？那是一条何其崎岖坎坷的痛苦之路哇！
　　母亲逝去了。
　　二十年前我还悟不出，那逝去的是整整的一个时代呀，一个多么杂乱喧嚣而又贫穷落后的时代呀！
　　（此篇被两家地方报纸刊登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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